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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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