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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各种重要仪式，小自埋葬死人，大至国君访问。国君访问时或国君相见时，通常都聘请儒家担任“宾相”他的任务跟二十世纪结婚典礼时被称为伴郎或伴娘的“宾相”完全相同服侍在国君左右，随时提醒国君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说什么。在普通的贵族场合，儒家则被雇担任司仪、总管之类的职位。我们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他们最荣誉的高位是在外交场合，被雇为国君宾相。

    注意“宾相”这个位置，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此。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时就使用宰相一词，但事实上要到下世纪（前五）宾相才由纯礼仪事务性的顾问，而蜕变为政治性的宰相；才从临时性的雇员，蜕变为国君专任的高级助理。不过中国正式官称上并没有“宰相”一词，宰相只是民间的口语，历代王朝对它的名称不断改变，有时候更奇形怪状，花样百出。当我们叙述时如果一一写出，不但无聊，而且更加糊涂。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使用宰相一词，以保持对此一职位清晰的印象。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马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骛跟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骛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眼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骛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

    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

    姜骛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儒书，即儒家赖以吃饭的书——专门记载古代繁琐复杂礼仪的书。

    就在这种浓厚的崇古社会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诞生。孔丘是宋国贵族的后裔，纪元前八世纪九十年代因妻子太美而丧生的宋国宰相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父。孔父嘉的儿子政变后逃到鲁国住下来，遂成为平民。孔丘的父亲孔纥曾在鲁国军队中当一名军官，但他逝世的太早。孔丘是一个遗腹子，在母亲颜征辛苦的养育下长大。孔丘年幼时，刻苦地学习儒书，成年后即成为一个十分渊博的“礼教”专家，而且声誉鹊起，后来甚至得到三桓之一的仲孙觉的注意。仲孙党临死时，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仲孙无忌和仲孙敬叔，去向孔丘学习这种知识。这是一个契机，使孔丘跟鲁国特殊形态的“三桓政治”结合。

    我们试在下面列出鲁国三桓政治系统的简表：鲁国第十五任国君姬允（死于齐国姜诸儿之手的那一位）有四个儿子，长子姬同是子，继承国君的宝座。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姬允被尊称为桓公，即威武的国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封国内全体贵族和全体官员，都是国君的后裔，跟国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后裔必须改姓，否则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全国只有一个姓，分辨起来就很困难）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有时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本世纪（前六）初，仲孙蔑（仲孙觉的父亲）当宰相，他引进叔孙和季孙两家，由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世代相传，遂开始鲁国著名的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即表上所称的三都。鲁国国君遂跟周王国的国王一样，被冷落在一旁。八十年代时，第二十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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