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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本以为给杨向东做助手，他会讲些轻松的话题，就象他平时那样。可是今天他比平时的严威还要沉默。病房里，从丁非和方和不断快速交换的无声的眼神中，我看出问题好象很复杂。好几次和丁非擦身而过，他看着我，似乎欲言又止，马上掉头又离开。我踏进治疗室取换药包、棉球、纱条什么的时候，莉莉、良良等一堆护士凑在一起悄声而激烈地说着什么。露露看到我，正要开口说什么，只来得及"哦"一声，就被她们拽开。就象摩西在红海前祈祷过一样，护士们自动在我面前分成两列，空出地方给我走路，而我所走过的地方，在我刚步出治疗室，又迅速地被她们凑在一起的身体和脑袋填满。

    该死！不会是有谁看到了我外套口袋里的化验报告，做出什么特别丰富的联想吧？当然，换了我，如果在别人口袋里瞥见了这么一样化验报告单，不免也要瞎想八想一阵子。因为，那是一张化验有无HIV感染的化验单，说白了就是看有没有爱滋病。而送检人的名字，赫然写着："朱夜"。

    那是3个多月以前借机抽了泰雅的血标本，送到市卫生防疫站检查。结果我当然早就知道是阴性，也就是说泰雅还没有感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真是谢天谢地。虽然出于保护患者利益、控制爱滋病流行的目的，自愿接受检查的人可以用密码匿名抽血化验。但是我和防疫站的人讲我会自己抽好血送来，所以不得不留下我真实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址。当时工作人员讲只是为了保证对某个特定的真实存在的有法律可靠性的"个体"送检的血液负责，所以一定要有这些手续，没有别的意思。谁知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最后又寄了一份化验结果给我。早上打开公务员一早送来的印有"市卫生防疫站"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后我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过四周。那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看什么不相关的东西。

    为了保险，我没放在白大衣口袋里，因为实习医生到自己的带教老师离开而需要敲处方章的时候，会随意翻找去开刀的医生留在病房的白大衣的口袋。也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包里的书常常是全病房住院医生通用的。所以我特地把信封毁掉，把化验单叠成一小块塞在外套夹里的口袋里。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

    做医生的人一般比较务实，想象力也不丰富，但是我们病房的住院医生除外。护士虽然比通常人们认为的处于爱好幻想的妙龄少女要稍微年长一点，想象力和联想力却是有增无减。也许哪个人看到了我口袋里的化验单，而且化验单上我的名字写得很大，"送检人"的字写得很小，粗粗一看保证会误以为那是我的血标本化验单。她们一定暗暗议论为什么我要去化验HIV抗体，会联想成什么样？难不成我是乱交者？同性恋？

    老天！老天！我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在空无一人的值班室里，响得揪心。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这几个月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掌中冷汗顿时冒出，手机的塑料套子变得湿冷腻滑。铃声响了四、五下，我的理智才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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