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纹路是国运 (第3/8页)
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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