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amp;lt;史记amp;gt;（第一讲，第二讲） (第4/8页)

话，说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不可能啊，而且你刚刚得了国君，你就为了报自己一己之私怨，非要杀季布这个人。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那么要么他向北面逃向匈奴那儿，要么他向南面跑到南越那儿去，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资助你的敌人吗？说完这个话以后滕公很信，相信郭家（朱家）的话，他用这个话去劝刘邦，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以后就赦免了季布。季布在刘邦那个朝做了郎中，到了惠帝朝，季布就做了中郞将，到了文帝朝，季布就做了太守。季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司马迁在最后谈到季布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感慨，季布在项羽在世时那么一个将军，他最后能够那么忍辱负重地去做人家的奴隶，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才，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我们看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对季布的评价，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陵之祸以后，他才认识了季布，他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季布。所以我们读史书，我们读《史记》，要想真正地读懂《史记》，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领悟社会。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

    再一点，司马迁接受宫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没钱啊，要有钱司马迁何至于受此大辱啊。所以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所以司马迁就觉得，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过错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间专门写了一篇叫《货殖列传》，在《货殖列传》中间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所以司马迁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来跑去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一个“利”。他说上至诸侯王，下至编户百姓，人们都在追求利，追求利本身并不是错的，错的只是你追求利的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个观点，也是司马迁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总结出来的。所以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认识到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应当感谢《史记》。

    再一点，李陵之祸也彻底地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史记》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史记》有一篇叫《萧相国世家》，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萧何。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啊，但是在汉高祖十年陈豨叛乱的时候，吕后说韩信勾结陈豨叛乱，把韩信杀了。当刘邦得知吕后杀了韩信以后，刘邦立即加封了萧何，给萧何加封了五千户，而且给萧何派了五百里名士兵。萧何很高兴，宴请文武百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召平，他去到萧何的宴会上去打他的兴头，为他吊丧。说皇上在外面平叛，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之所以对你加封，是因为皇上因为韩信的事件以后对你不信任了。这个加封之后一旦皇上回来肯定要收拾你，萧何听了以后酒也不喝了，把宾客全部赶走，找不出来一个办法。这个人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你怎么办呢？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那你只有怎么办，你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这个萧何没有办法，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给刘邦作为军费开支。当萧何把自己全部家财捐出来的这个奏章送到刘邦手里以后，司马迁写了五个字“高帝乃大喜”。汉高祖刘邦看到萧何的奏章后非常高兴，这五个字来之不易，这五个非常深刻地把一个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但是刘邦不应该怀疑萧何。萧何当年跟刘邦是在一个县，当萧何是一个副县级干部的时候，刘邦还是个泗水亭长啊，萧何当时就很照顾他。从刘邦起兵以后，萧何就跟着刘邦。而且萧何不是一个人跟，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打天下。所以刘邦打了天下以后要论功行赏，大臣们都主张说曹参功劳第一，应当曹参先封。刘邦说不对，应该先封萧何。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打猎的吗？打猎的时候有猎人，还有猎狗，那个猎狗是追捕猎物的。你们所有在外面攻城掠地的大将都不得是那个猎狗，所以你们叫功狗。而那个萧何他是指使猎狗追逐猎物的猎人，他叫功人。刘邦就提了这么个理论，说萧何是功人，曹参这些人都是功狗，那么狗和人相比谁的功劳大呢？当然人的功劳大。所以萧何第一，曹参第二。这么一个萧何，刘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而司马迁就把这个刘邦对功臣的猜忌给揭露出来了。二十四通读下来，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这样犀利深刻地把开国皇帝的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如此清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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